教職難求 博士爆流浪潮
「我是留美名校博士，為什麼連私立大學都不要我？」菁英教育「便利商店」化，國內已浮現博士謀教職不易的流浪潮。
國立嘉義大學企管系最近徵求一名教授，來了一百多名博士應徵，其中不乏留學英、美、德國知名大學，有人還當過大學學院院長，讓系方嚇了一大跳，辦公室角落堆放四大箱資料，全是博士寄來的履歷。
國立彰化師大一名教授出缺，校方設下須曾在國際學術期刊（SSCI）發表論文的門檻，但投遞履歷的博士應徵者仍逼近百人。
清大與交大向來是博士求職的熱門標的，清大副校長葉銘泉、交大教務長林進燈表示，各科系研究領域不同，應徵者有多寡，平均一個職缺，有卅名以上博士應徵是常態，熱門系所最多曾經上百人。
「數字會說話！」教育部統計，八十八學年度全台博士生一萬三千人，九十八學年度全台約三萬三千多人，十年間博士人數快速增加。
彰師大副校長郭麗安說，大學教育過度開放，高學歷、高失業率時代來臨；某私立大學張姓助理教授一針見血說，博士應該是菁英教育，但現在轉為「普及」教育，甚至變成「推廣」教育…。
他引用學界目前的順口溜形容博士難找工作的現況，「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德、五人脈…」。
「現在有卡到位子就偷笑了！」嘉義某大學林姓專任助理教授說，這年頭就算頂著留美博士學歷，也很難找到頭路；有知名國立大學博士流浪了七、八年，一直找不到正職教授，只能當兼課講師。
像他為了取得博士學位，在學校「蹲」了五、六年，被指導教授當「小弟」使喚，好不容易取得學位，「出社會卻教職一位難求！」
「我從服役時就四處投履歷，投了七、八個月才卡到現職，竟還要幫學校招生拉學生」，他常懷疑「我念博士有什麼用？」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楊玉惠指出，教育部很難只對博士班名額進行控管，因為有新興領域需要培養人才，但有的人數過多的領域，委員進行專業審查時會從嚴。
〔導讀〕重評蔣介石／呂芳上（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繼承性創業者」的難局
日本評論家山本七平著的《帝王學》，從「貞觀政要」中體悟領導藝術，提出「繼承性創業」的概念，認為無論是唐太宗或德川家康都屬於繼承性的創業者。乍看之下，這一名詞似乎矛盾，其初意是指後繼的領導者打開局面時，勿忘初志，保持前人的創業精神，實乃兼含創業與守成二義。創業屬陽剛，辛苦奮鬥才能獲得；守成是陰柔，必深處「憂患慎重」之中。蔣介石一生矢志恪守孫中山主義、遺志。一九二○年代孫由建國走到主導政治新局，志業尚待展開而撒手人間，蔣以軍事強人、黑馬姿態獲取大任，且以孫的繼承者自居，既要守成還得創業，革命歷程矛盾糾結，險象環生，艱苦備嘗，終其一生實未曾完成建國使命。蔣介石初期自視為革命家，既握大權，還常慨嘆「無組織、缺人才、沒情報」，對立者迭起，被視為保守主義者、現實投機者，終與民主鬥士無緣。一九四九年避難臺灣，自認感受平生未有之辱，人亦多以失敗者視之。雖以頑強意志，亟思再起，但終賚志以歿。這位「繼承性創業者」蓋棺之後，幾十年來其事業肯定、否定由人，稱他矛盾一生、一生困頓，實不為過。蔣介石的確是二十世紀複雜又頗具爭議的歷史人物，要寫好他的傳記並不容易。
二、製作的蔣介石
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個人的奮鬥史，可以反映民國歷史發展的許多重要面向，他辭世三十年仍然看不到一本好的傳記。根據柏克（Peter Burke）的說法，像法國路易十四這樣的「偉人」，形象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當然也可能被他的敵人「醜化」。從一九二○年代初葉開始嶄露頭角到七○年代中葉過世，蔣從來就不是沒有爭議的政治領袖，對他評價的消長，正反映了政治的現實與時代的劇變。早期的傳記、年表，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毛思誠編，一九三七年），熊式一的蔣介石英文傳記（一九四八年），董顯光的中、英文《蔣總統傳》，秦孝儀主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一九七八年），甚至於透過日人古屋奎二執筆的《蔣總統祕錄》（一九七四年），多是出自官方授權，刻意型塑「偉人」形象做為宣傳利器，其中多數的作品看不到蔣介石這個「人」。在中共開動反宣傳機器之前，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九四七年）應該是較早從政敵角度「揭發」蔣的負面書；待二戰後到七○年代，國共鬥爭激烈化，中共出版《人民公敵蔣介石》（陳伯達，一九四八年）、《金陵春夢》（唐人〔嚴慶澍〕，一九五八年）、《黑網錄》（陳少校，一九六三年）等書，貶抑蔣為「流氓」、「草包」，把蔣等同「賣國賊」、「人民公敵」、「帝國主義走狗」，很影響大陸一般人對蔣的觀感，甚至成為當年臺灣留學生出國必讀的海外「禁書」，影響不可小覷。西方的早期著作，如林百樂《蔣介石的中國》（Paul M.A. Linebarger, 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 A Political Study, 1941），項美麗的《蔣介石別傳》（Emily Hahn, 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1955）、白英《蔣介石》（Robert Payne , Chiang Kai-shek, 1969）等，內容僅及蔣的前半生，不嚴謹也不完整。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之後，在臺灣學界首見的蔣傳，是出自擅長「細說」歷史的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一九七七年）或因係匆忙推出的應景之作，最多只能是相當粗糙的「淺議」書。隨後幾年，臺灣民主化，史學研究的鐘擺，擺向政治史、人物研究之外的領域，國共關係雖開始改變，政治史材料也空前開放，但國共歷史卻都引不起史學界的興趣，蔣生平的研究也幾近停擺。不過，九○年代臺灣同時出現了對蔣看法截然不同的兩本傳記。一九九四年，旅美史家黃仁宇，出版了《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當時蔣日記還沒開放，黃辛勤的淘沙撿金，從毛思誠、秦孝儀及古屋的書中截取日記作為素材，用慣用的「大歷史」手法，把蔣的錯失歸咎於時代，給人家「小批大捧」的印象。一九九五年李敖、汪榮祖合作出版的《蔣介石評傳》，引人矚目。李說要「以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批判味十足，這種幾近「自力報復」的蔣傳，有學者評之為「雷聲大雨點小」。
有意思的是，這些年中國大陸學界對蔣介石看法有了轉變。不過在八○年代前後，仍可明顯看出中共的態度決定了學者的角度。最近二十年來，大陸學界連續出版過蔣「生平」、「傳」、「傳稿」、「評傳」、「外傳」等，不下十數種書刊，仍多在特定意識形態內打轉，不免「戴帽」、「穿鞋」貼標籤，看不到「學術」。一九八○年代初期，榮孟源以「封建吸血鬼的兒子」、「上海流氓」為蔣的身分定調，楊樹標以「肯定」、「否定」分階段給蔣定位，到近年有限度肯定蔣在抗日時期正面的戰場領導地位，直到九○年代才給他「民族主義者」的稱號。對蔣而言，或許得來不易，但嚴格說大陸學界還不能不聽「黨」的話。世紀末，有些學者（如楊天石等）開始以紮實史料為基礎，以專題研究還蔣本來面目。但迄今仍看不到一本完整學術性的蔣傳。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同樣的轉向也在西方出現。七○年代美籍華裔學者陸培湧（品清）寫過一本用心理史學解釋蔣介石的青年時代專著（Pichon P. 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1971），很具學術意味，可惜他沒能看到後來才公布的「蔣介石日記」。蔣過世之後，寫過戴高樂和史達林傳的英國傳記作家柯如齊（Brian Crozier）與前香港《大公報》資深記者、被中共視為「叛徒」的周榆瑞（Eric Chou），兩人合寫的《失去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 : 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1976）號稱第一本蔣介石全傳，內容卻沿襲七○年代中共官方對蔣的論調，以二手材料認定蔣教育少、思想保守，頭腦簡單、缺乏創見，反共不反日，是戰術家不是戰略家，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可謂陳說畢見。有意思的是這本七○年代的應景批蔣作品譯成中文，一九九二年先在蒙古呼和浩特出版，當時未受注意，到今年（二○一○）改由北京國際文化公司重新包裝上市，卻大大引起媒體矚目。中文版把合著者周榆瑞的名字刻意抹去。二十一世紀初的譯書，竟引導讀者回到七○年代對蔣的認識和評價，令人詫異。
八○年代之後，美國歷史學者開始自由進出大陸實地觀察與研究，「一覺醒來回到解放前」，對文革、對現實中國的重新認識，使漢學家重評毛澤東的個人和時代，相對的也重估蔣介石的個人與時代。芝加哥大學的艾愷（Guy S. Alitto）在一九八六年發表〈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長文，代表西方學界重評蔣介石歷史地位較早的呼聲。二○○五年，香港南華早報記者范比出版他的新作《委員長：蔣介石和他失去的中國》（Jonathan Fenby,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2005），號稱是近三十年來第一本蔣的傳記。范比以西方人角度，拋開國共兩黨的觀點和框架，試圖由蔣介石的發跡到中國大陸淪失的歷史過程中，尋求蔣的角色、美國對華政策的得與失。他對蔣和毛俱無好感，但在「成王敗寇」的意識下，仍不免對蔣有武斷批評。他有新聞記者的文筆，行文引人，可惜討論歷史重要事件多用二手材料，談到蔣氏夫婦個人生活問題，多人云亦云，又喜歡用假設語式，不符史法。尤其以一九四九年為斷限，終有所不足。顯然，加工製造寫一定看法的蔣介石，不難；寫不帶成見、真實的蔣介石，不易。
三、追尋「凡人」蔣介石
為歷史人物作傳，要能不曲筆、不隱惡、不虛美，前提是要有寬鬆自由的社會與政治環境，能找到關鍵性原始材料。過去中外學界對蔣介石的研究，都受制於「政論」與「成王敗寇」式的論定，擁蔣、貶蔣各趨極端，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蔣介石」這一人物的歷史仍未有學術研究的成熟時機；另外就是史料遲未開放，學者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近年這些條件幾全成熟，西方學者最能掌握先機的是陶涵（Jay Taylor）。
二○○九年，曾為委員長之子立傳的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陶涵，在哈佛出版為學界矚目的新書《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這本書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方法與範圍上，大大彌補過去研究的不足。大量使用一手史料，尤其作者是西方學者大量利用二○○六年才開放的蔣介石私人日記的第一人，這是本書絕大特色。同時作者以過去研究蔣經國的基礎，擴大且較為詳細地討論臺灣時期（一九五○～一九七五）的蔣介石，相當程度地超越前人的論述，蔣一生功過因此有了異於往昔的完整交代。陶涵的文筆極好，特別是刻劃蔣和他身邊人物細膩動人，對史事解說常有肯棨論點，畫龍點睛之術更教人佩服。也許因外交官出身，書中對中美外交關係論述最多也最精到，史迪威事件雖屬舊題仍具新義，五○年代後金、馬外島的棄與守，曾見中美之間的外交角力，作者甚至認為蔣多次以「勒索」方式辦成外交，讀來偶會嘖嘖稱奇，但也見到蔣介石頑強特質與靈活一面。至於「反攻大陸」的虛與實，恐怕不是只靠單方面的外交文書就能推定的。書中有些論斷難免牽強，例如作者不認為西安事變有什麼關鍵性影響，說法不足服人；談蔣與周恩來亦敵亦友的關係，靠密使來推定，諜影幢幢，不無大膽。書中顯示有些問題確是一個洋學者不敢多碰的，例如蔣介石與傳統文化，特別是蔣對宋明理學的興趣；例如蔣的複雜人際網絡，兼及黨內派系和黨團關係；又如蔣日記中所表現的內心世界等，均描述不足。本書也不諱言蔣的矛盾性格，最嚴重的是個人清廉但卻縱容部屬貪腐，最後自食其果。總的說，本書對蔣一生的評價正面多於負面、功大於過、譽多於毀。對臺灣學界而言，有些論述或有似曾相識、老調重彈之感，但放在西方學界或中國大陸觀點下，這絕對是一本翻案性很強、適時「重評蔣介石」（Re-assessing Chiang Kai-shek）的鉅著。
作為歷史研究者，對蔣介石的瞭解：是一介凡人、一個繼承性創業者、又是中國近代動亂歷史的時代見證人。論者早已指出：蔣既是軍人也是政治家；是儒者又是基督徒；是革命家又是傳統的護衛者；出身農家，卻與富豪名媛結褵；一生致力民主理想，執政時卻難脫獨裁形象；一位重視克己修身的道德家，卻不免容忍官員貪腐。他的確具有時代矛盾與衡突的色彩，但也決定了近四十年中國歷史的發展。在國共鬥爭中，他是輸家，但對近代中國確有諸多貢獻。他在臺灣時期的政治建設與措施，有可褒亦有可貶，但力圖與西方接軌，走向現代化也是不爭的事實。蔣介石算不上是梟雄，也稱不上是聖賢，要準確研究蔣的一生，這些論說都算面太廣、實太虛。蔣介石比毛澤東幸運，因為他較早步下神龕成為「凡人」。至此，歷史研究沒有擁蔣、反蔣的問題，學者只想知道蔣究竟是怎麼樣的平凡「人」？做出過什麼不平凡的「事」？
出自：http://www.books.com.tw/books/series/series9789571351728-3.php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資訊科長黃文玉表示，文化中心藏書有廿四萬冊，簡體字書籍約有一○八六本，大都以戲劇類、藝術類館藏為主，這部分也是大陸的強項。
宜縣數量少 戲劇藝術類為主
黃文玉指出，簡體字書籍印刷並無台灣精美，採購都以正體字書籍為主。館內圖書館的簡體字藏書還比外文書籍少，通常是還沒有翻譯成正體，或是讀者有需要才會考量引進，迄今並無讀者有不良反映，站在學術交流的角度來說，簡體字書籍不用特別去禁止。
宜蘭市凱旋國中校長陳志勇表示，在以往的教學觀念中，國民教育階段的國文教育是以正體字為主，並不希望學生學習簡體字，畢竟「由繁入簡易，由簡入繁難」，因此學校並無簡體字的書籍。
陳志勇認為，高中階段國文基礎已經打穩，也有獨立思考能力，高中至大學圖書館可提供簡體字書籍供學生做學術研究之用。
北縣專人篩選 開拓閱讀視野
台北縣立圖書館長于玟指出，大陸簡體書翻譯速度很快，雖然品質參差不齊，但如果稍加過濾，可以增加閱讀深度，因此縣圖大都引進聯經等出版公司代理的簡體書，或是專業研究人員推薦的圖書。
目前礙於經費，北縣圖簡體書籍不多，大約只有一百多類的書籍，以文學書籍為主，未來會視讀者與學界推薦，專案購入簡體書籍，開拓愛書人的閱讀視野。
http://news.chinatimes.com/domestic/0,5248,11050608×112010042800410,00.html
在這波高等教育的總體危機裡，博士身分的重新定位特別值得一書。在過去，若選擇攻讀博士，大概在生涯選擇裡，少不了大學教職一項。如今，期望依舊，但圓夢的機會之窗卻已不再。據該雜誌的訪問內容，未來光是社會學界消化庫存博士，便需20年；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噩耗，舉凡教育、政治學門，都有更失衡的供需比。
在這個逐夢的博士大軍裡頭，最尷尬的當屬國內土博士。土博士當然也有過風光時刻，例如在前一波高等教育擴張潮裡，「五年級」拿到博士文憑者，即便是土產，也能相對輕易取得教職。不過，由於少子化、大學（系所）退場壓力逼近，現在與未來的土博士只能感嘆時不我予，每況愈下似乎難以避免。
教職競爭，土不如洋，究竟是技不如人？還是形式主義作祟？這個問題，我們從來沒有好好地公開檢討，遑論對症下藥。但就結果論，如果土博士真有衝關瓶頸，那麼不妨作下列改變。
首先、也是上策，打造「貨真價實」的土博士。如果土、洋博士文憑不等值，則意味我們的高等教育仍不夠精緻，品質還不夠好。如果教育部都可以花5年5百億，追求（論文）卓越，為何（果真）擠進百大的名校、名師無法打造一流的土博士？
然而，形式主義的藩籬未必因此被突破。故退而求其次的第二個選項是：國內大學的輔導工作應該擴大功能。過去大學的輔導工作大多是處理大學生的食衣住行與感情，以及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生涯規劃。但鑑於研究生日多，實在有必要依據其需要，提供協助與輔導。想出去深造的就提供資訊與諮詢；不想或無法留洋者，「因材輔導」。
最後的斧底抽薪之計是，減招，甚至停招國內博士班，實施土洋分流，比照國內過去的高教與技職兩軌制，訊息愈明確愈好，畢竟青春有價。此外，教育部也應該提供誘因，例如優惠性的低利貸款，讓日後有志往學界的國內碩士能往國外就讀博士。
總之，博士教育在台灣的意義、功能已經到了必須重新定位的地步了：台灣的博
士班，如果還存在，究竟是想訓練什麼樣的人？以及，他們還可以作些什麼？既然傳統的老說詞行不通，那就該面對現實談談何去何從。將近6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專欄文章“你想讀研究生嗎？”(《記事》2003年6月6日)我的目的就是要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觀察警告本科生別去讀文科博士，告訴他們學界聘任制的真相。
這是眾多未來的研究生無法從教授們那裡得到的資訊，因為教授們通常都太迫切地渴望克隆自己了。有些本科生在聽說了博士找不到工作的消息後，會在大學裡詢問就業前景，但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只要你優秀，總能找到工作的。”如果學生碰巧瞭解到越來越多曾經發表眾多高品質論文並得到學生高度評價的教師仍然屬於編外職工，缺乏專職教師的任何福利時，人們會告訴他“別擔心，很塊就將出現退休的高潮，那樣的話就會出現很多空缺了。”鼓勵學生考研的大部分是出於好心但並不瞭解情況的教授，他們都受到我們文化觀念的薰陶，即教育總能創造機會(即知識改變命運)。
過了這麼多年後，我仍然收到本科生的來信，他們仍然遭遇專欄文章中的難題。他們向我講述自己的興趣和成就，詢問是否應該讀研，期待我的熱情鼓勵。我總是回信解釋在這個分數膨脹的時代（推薦信同樣氾濫），擁有優秀成績和耀眼推薦信的學生數也數不清。當然，有些博士培養單位提供全額獎學金，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在學業完成後找到通向教授之路的工作。現實的情況是辛苦攻讀平均將近10年後，只有不足一半的博士學位獲得者才能找到最終獲得終身教授崗位的工作。
我收到的這些未來研究生的後續來信往往缺乏連貫性而且顯得異常憤怒。他們在過去的生活中一直得到的是讚揚和鼓勵，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們可能無法成為所希望的那種人，高等教育不一定是對他們最有利的投資。有時候他們指責我這樣說是因為嫉妒他們卓越的才華。我猜想他們可能繼續諮詢，有人最終會說出他們想聽的話“是的，孩子，你就是我們一直在尋找的最佳人選。”瞭解真相或許是痛苦的，但總比打算讀文科研究生的本科生在30多歲了還沒有找到工作更好些吧，或者更糟糕的是，你只能擔任幾乎是最低工資的代課教師，卻依然錯誤地幻想著更多教書的經驗和更耀眼的推薦信會打開求職之門。
大部分本科生不知道能夠提供工作安全性、福利和體面薪水（雖然和要求這麼多年訓練的其他領域相比薪水要低得多）的文科教授職位的比例一直在縮小。他們也不知道畢業後可能不得不接受隨便什麼地方的工作，也可能經過6年的試用期後最終因種種原因被解雇，永遠被踢出這個職業領域。他們似乎認為文科教授是可靠的前景，是個比當自由作家或者演員或職業運動員更負責和更安全的選擇，所以沒有考慮任何其他退路，等到出現問題時已經來不及了。
我發現大部分未來的研究生很少考慮在獲得博士學位後會出現什麼情況。他們假定人人都能在某個地方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即使“只不過”在社區學院（無奈地聳聳肩）。而且，研究生畢業似乎還遠著呢，他們關心的全部是眼下的問題。其動機基本上是下面這些說法的某種結合體：
1、他們喜歡某個學科，相信自己擁有深刻和持久的興趣。（但如果接著提問題，你就發現他們只不過和本科生同學相比興趣更濃而已，並非讀研所需要的嚴肅的執著。）
2、他們得到教授的高分數和眾多讚揚，在學界以外卻沒有類似的鼓勵。他們渴望回到能感受肯定和贊許的熟悉環境中。
3、他們從16年的學校生活中脫穎而出，通向目標的奮鬥過程是清晰的，一步一步的前進，每一步都有可以測量的結果和清晰確定的等級差別。在此過程中，他們不斷得到支持，信念不斷強化。學校之外的世界似乎是結構混亂的、模糊不清的、難以探索的、令人恐怖的。
4、因為就業前景黯淡，缺乏有吸引力的工作，大學生活被越來越理想化了。他們認為研究生院將繼續那個浪漫的生活經驗，能夠讓他們作為老師和學者永遠留在大學。
5、他們在任何別的地方都找不到能運用在大學裡最引以自豪的技能的崗位，不得不學習並不非常感興趣的新東西。沒有人會對他有關簡•奧斯丁（Jane Austen）的知識感興趣，沒有人會給他們指引和保護，所以只好求助於從前的老師。
6、他們認為研究生院是躲避經濟蕭條的好地方。他們將花費幾年時間研究文學，最好是拿到獎學金。如果覺得大學不好或者遭到拒絕，他們可以在市場轉好的時候再去找工作。而且你知道，那些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總要退休的，到那時大學就有空缺可填補了。
我知道在我20出頭的時候也經歷過所有這些動機。我大學畢業（1990年）恰好趕上經濟蕭條，能找到的最好工作是在健身俱樂部推銷會員，同時在費城一家商場兼職。研究生獎學金對我來說是個逃避的機會，我因此可以到另外一個城市—邁阿密，至少有錢生活。我知道讀研的動機是從學校出去後過渡階段的焦慮和找到理想工作的困難，但至少我能用現實的術語為上面提到的最後一個理由辯護。我覺得如果有更好機會的話，我到大學之外找工作就行了嘛。我的意思是擁有博士學位的人肯定被認為了不起的人，不是嗎？
不幸的是，在我到大學之外找工作的三年裡，我發現僅僅擁有文科博士學位卻沒有相關工作經驗或者專業技能的話競爭不過本科生，和有職業學位的人競爭的話，劣勢就更明顯了。如果你走了那條道路，你得在30多歲的時候從起點幹起，正好比同齡人落後10年時間，而且沒有積蓄（很可能欠了一屁股債）。
未來的研究生幾乎無法理解的是文科博士教育使得理想主義的、天真的、心理上脆弱的人只能適合擁有一整套清晰價值觀的職業。它教導他們大學之外的生活就意味著失敗，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大量畢業生寧肯做幾十年的代課教師，只求呆在大學的邊緣。（這是我之前寫過的另一個話題，請參閱“研究生院是狂熱崇拜？” 《記事》2004年7月2日)
因為威廉•博文（William G. Bowen）和朱利葉•索薩（Julie Ann Sosa）臭名昭著的報告，我對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期的教授退休的說法信以為真。至今我仍然能聽到本該瞭解更多情況的人發表類似言論。即使長久以來期待的退休潮流最終到來了，終身教授崗位中的很多也將不再保留了，尤其是在另一波經濟蕭條的現在更不可能保留。
我只是想說明：文科博士的工作當然有（雖然不像當今培養的博士那麼多），但是因為大學有意的政策，真正的工作會越來越少。結果，仍然保留的少數工作被成千上萬合格的人選爭搶，所以那些獲得終身教授崗位的候選人簡直被看作買彩票中獎一樣的幸運兒。
從歷史上看，大學（甚至那些擁有巨額捐款的大學）一直利用經濟蕭條的機會緊縮教學開支。招聘凍結和提前退休都是採取的措施。不是新陳代謝，大學聘用更多代課老師，招收更多研究生，最終向市場大量輸送有充分資格的教師學者，而他們的待遇低得可憐。經濟蕭條過去後，招聘凍結將變成永久性的措施，因為院系的表現已經證明在教授減少的情況下仍然運轉良好。
幾乎每個文科領域的競爭本來都很激烈，為了一個終身教授崗位幾百個合格的候選人在競爭，現在的情況更加嚴峻。比如，美國歷史學家協會統計的工作崗位減少了15%，現代語言協會統計的崗位減少了21%，這是創紀錄的年度最大降幅。而且，許多已經開始的候選人篩選也被叫停，有些負責任的觀察家預測今年大學招聘人數可能減少40%。
對那些迫切渴望獲得終身教授崗位的人來說，還有什麼比減少40%更壞的消息呢？
今年兩手空空而歸的大部分求職者明年肯定再殺回來，幾年後，這個競爭的雪球將越滾越大，將有越來越多的人爭搶越來越少的專職教師崗位。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學生因為考上研究生而受到恭維，許多人為此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按照美國藝術與科學院人文科學指標專案的資料，23%的文科學生最終欠債超過三萬美元，14%的學生欠債超過五萬美元。
由此，我認為只有在如下幾種情形下，人們或許才有理由考慮去讀文科研究生：
你有錢，不需要依靠他人，不需要賺錢養活自己或者撫養他人。
你來自學界人脈豐富的小圈子家庭，將來能夠為你找到一個職位。
你能依靠配偶提供家庭生活所需要的收入和福利。
你在為已經獲得的工作攻讀所需的學位，比如高中老師，或者單位出錢讓你讀書。
這些人才是能夠安全地攻讀文科博士學位的人。任何其他人這麼做都面臨極大的個人風險，他們無法衡量這種選擇的全部後果，因為他們不瞭解大學的招聘體系或者不願意聆聽試圖告訴他們真相的人。
很難向年輕人講清楚大學已經把他們的理想主義、精力以及缺乏資訊看作可以利用的資源。對大學來說，研究生項目對學生生活產生的影響是可以接受的客觀現實，就像把毒物倒進河裡一樣。如果你找不到終身教授崗位，大學就不再討好你，它假裝你根本不存在，或者表現出你找不到工作全是你的錯的神態。它讓你感到羞恥，你可能一走了之，相信這是公正的，你並不知道這個遊戲從一開始就是騙人的。
譯自：Graduate School in the Humanities: Just Don’t Go By Thomas H. Benton
作者簡介：
湯瑪斯•本頓（Thomas H. Benton）是威廉•帕納派克（William Pannapacker）的筆名,
密歇根州霍蘭市霍普學院（Hope College）英語副教授，主要撰寫關於學界文化的文章。
紐約一名圖書管理員最近發現一名雅賊，竟是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
這名圖書館員表示，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在1789年 向紐約最古老的「社會圖書館」借了兩本書，迄今未還。
如果列入通貨膨脹計算，經過220年，這兩本書的罰金已經增加到30萬美元，約合新台幣940多萬元。
不過，紐約 圖書館表示，他們不會追繳這筆罰金，只是希望這兩本書能夠歸還。
根據紀錄，「喬治華盛頓」在1789年10月5號，向當時「曼哈頓」唯一的 一座圖書館借了這本「國家法」，這本書是有關國際關係的論文集，另外，還有一本是英國下議院的辯論紀錄。「喬治華盛頓」本人並沒有在借閱欄簽名，而是由他 的助理信手在借書人欄表上寫下「總統」兩字。依照規定，這兩本書應在一個月後歸還，但是兩本書至今遲遲不見蹤影，不知去向。
資料來源：http://tw.myblog.yahoo.com/historian-pengshan/article?mid=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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