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建國史上,有兩大勝利來得比他們的領導人所預期的還早、還快!一是一九四九年建立江山,二是一九七一年獲得聯合國席位。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國共平津戰役已進入最後階段,周恩來在河北西柏坡(中共領導層進入北平前的根據地)召集王炳南等負責外事(外交)工作的人員,要他們準備籌建外交部,周對他們說:「原來我們合計要五年才能勝利,嘿,現在看起來不用這麼長時間啦!我們和蔣介石一九四六年七月開始大打起來,才不到三年!原來我們估計要到一九五二年可能獲勝,沒想到一九四八年底就形勢大變,蔣介石完全不行了,建立新中國不遠啦!」

     不僅毛澤東、周恩來沒有料到那麼快就勝利,「老大哥」史達林更是完全沒有想到。近代任何一個政權的崩盤,很少像蔣介石政府垮得那樣快速、那樣徹底!六十年來,無數的專業及業餘史家對一九四九年的大變局,提出了各種解釋,從政治、軍事、經濟、組織、民心、社會和蔣毛的領導統御等做全面的剖析。前黨國大老陳立夫在五○年代初避居新澤西州養雞為生,有一天民社黨領袖蔣勻田去看他,陳說國民黨之敗,敗在無知。當年以反蔣出名的黃埔四期軍系立委黃宇人(與傅斯年同稱「中國兩大炮」)亦認為,國民黨敗在自私與無知,尤其是無知。

     什麼是國民黨的無知呢?在六十年後看起來,這個字眼似乎有點抽象、有點不著邊際。其實,國民黨的無知就是領導層的無知,尤以「最高當局」蔣介石為最。蔣太過自信、太不會用人、太不了解他所統治的中國已變成什麼樣子,以致抗戰勝利不到四年大陸就變色。前師大歷史系教授、前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說:「政府對中共的力量估計過低,以為短期內即可以軍事解決,然後再處理經濟問題,戡亂只是一時的事。未料戰爭延長擴大,欲罷不能,惟有不顧一切,悉力以赴。」結果,國軍在戰場上兵敗如山倒,倒戈、變節與投降的將領和部隊,多得不可勝數,這也是近代中外戰場上難見的「奇景」。

     國民黨文官武將投共人數之多,以及共諜的猖獗,最能反映蔣介石的領導問題。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國府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領二十五艘艦艇投共(中共稱為起義),中共興高采烈說,由於林遵(林則徐的侄孫)的義舉,人民解放軍方能「飲馬長江」!水面上有林遵倒戈,陸地上早就有主管作戰的國防部第三廳(參三)廳長郭汝瑰把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作戰計畫交給共軍。這樣的內戰怎麼打呢!林、郭只是蔣介石子弟兵變節的兩個例子,國民黨高層多的是像張治中這種騎牆的降將,這樣的政黨和政府,怎麼能不敗呢?

     蔣介石在四○年代末期不但有黨內文武百官叛變,七○年代初期更遭到「忠實的美國反共盟友」尼克森的倒打一耙,而全然改變了中美台三邊關係。有些史家和政治學者認為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陸之門對亞洲局勢和中美台歷史的影響(尤其是對大陸和台灣未來的命運),比一九四九年還大。季辛吉奉尼克森之命於一九七一年七月中旬秘訪北京,嗣後美中雙方宣布尼克森將於一九七二年年初訪問中國。對台灣來說,這真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三個多月後,中共就取代了台灣的聯合國代表權。

     其時,中共根本沒有料到靠第三世界幫忙爭取了那麼多年的聯合國席位,竟這樣就到手。因此,當消息傳來,周恩來還對中國是否派遣參加聯大一事舉棋不定,毛澤東斷然地說:「要去,為什麼不去?」帶領先遣小組赴紐約的前新華社記者高梁(西方媒體稱他是中共特工)說:「當時,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對形勢發展和祖國的威望與作用估計不足,認為中國席位問題當年不會解決,更未曾估計到這一天來得這麼早、這麼快。」大陸作家陳敦德亦指出,當時北京「沒有估計到第三世界的力量與美國的失控;對出席聯大,當時確實沒有一點準備。那時,外交部國際司由最冷清的司於一夜之間變得特別重要了。」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七一年的兩場大勝,失敗者與受害者都是蔣介石政府。蔣經國在一九五八年聖誕夜寫了一篇〈我們是為勝利而生的〉文章,裡面提到:「事實證明總統領導我們奮鬥的方向是絕對正確的,共匪的覆亡是必然的。」然而,情勢的發展卻和小蔣所預言的完全相反。中共不但沒有覆亡,且變成強國;台灣則從世界反共前哨淪為被國際邊緣化的孤島。我消彼長,歷史的演變常不如人意,總是帶著許多遺憾與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