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E4/人間副刊           2009/05/20 與21

一九四九,浪淘盡歷史人物(本文摘刊自時報出版新書《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及《1949浪淘盡英雄人物》前言)

【林博文】
  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局面所在多有,然其激烈程度無一可與大陸
變色相比擬。非唯黃仁宇筆下「民國明清社會」的蹤影,從此消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畫面,永難再現;即連思想家殷海光所稱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觀」亦在朝代遞嬗中徹底瓦解。

  壹

  國破山河在!──杜工部詩

  似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陽曆除夕,(胡適)先生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歲,相對淒然。一邊喝酒,一邊同在背誦陶淵明的〈擬古〉的第九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值高原,今日復何悔!

  兩人都下淚了。

  ──胡頌平編著: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

  時代的進程,或慢或快;歷史的變化,時緩時急。

  史學家黃仁宇抗戰投軍,走遍內陸,親睹中國社會的「古早狀態」,他說簡直和明清時代沒有兩樣。黃教授說:「憶及我年輕時做下級軍官在農村裡看到各處宗祠,〈文魁〉及〈進士及第〉的牌匾,大人物墓前的〈神道碑〉和節婦的貞節牌坊。這樣看來,我在一九四一年所眼見的社會仍是明清社會,因為當中並未經過體制上的改革。」黃教授表示:「率直的說來,中國在一九三年間或一九五年間,去明朝的社會形態仍未遠。國軍雖在若干條件下具有現代形貌,實際仍是社會上的一種游體(foreign body)。在這種條件之下,軍隊的統御、經理不能不受舊式社會環境的限制。」

  黃仁宇指出:「明朝如此,清朝如此,迄至民國初年和抗戰前夕,這種缺乏技術能力的統治方式也根本未變。一九三年間洛克菲勒基金會在河北定縣做過一段農村調查,據參加的人所寫專書看來,當日的土地稅,還用明朝末年的紀錄作底帳。即是〔使〕魯迅所寫的小說,用浙江的情形作背景也還是與明朝的情形接近,和外界的二十世紀距離遠。」黃教授說他於一九五及一九六年間在美國
披閱有關明清社會資料,再回想他在中國農村的所見所聞,不禁「掩卷長思」。

  一九四九關鍵時刻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後未久,飽受日寇蹂躪多年的華夏大地,猶待重建復甦,而國共兩黨卻爆發慘烈內戰。共軍連獲遼瀋戰役(東北會戰)、淮海戰役(徐蚌會戰)與平津戰役(平津保衛戰)勝利之後,河山變色在即,蔣介石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倉皇辭廟,撤守台灣
。毛澤東和共產黨「槍桿子出政權」,神州遍插紅旗,中國社會發生了亙古未有的劇變,其震幅之廣袤深遠,尤超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五月李鴻章所驚歎的:「三千餘年一大變局」!

  中國近代史學者徐中約(Immanuel C.Y. Hsu)論及國民黨之敗,有五大因素:一、靠不住的軍力(Deceptive Military Strength);二、通貨膨脹與經濟崩潰(Inflation and Economic Collapse);三、喪失公眾信任與敬意(Loss of Public Confidence and Res pect);四、美國調停與援助之失敗(Failure of American Media tion and Aid);五、社會與經濟改革之遲滯(Retardation of So cial and Economic Reforms)。八年抗戰重創國家元氣,國民黨政府缺乏政治革新的誠意與氣度,以及蔣介石的無能和用人不當,亦為「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原因。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一句唱詞,也許可以用來形容國民黨政府葬送大陸
的慘狀:「養文臣帷幄無謀,豢武夫疆場不猛;到今日山殘水剩,對大江月明浪明,滿樓頭呼聲哭聲。」

  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局面所在多有,然其激烈程度無一可與大陸變色相比擬。非唯黃仁宇筆下「民國明清社會」的蹤影,從此消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畫面,永難再現;即連思想家殷海光所稱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觀」亦在朝代遞嬗中徹底瓦解。毛澤東初建政權,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孫中山當年所力倡的「以俄為師」,中共全面落實。毛澤東造反成功,躍馬中原,但在中國近代革命洪流中浮沉數十年的蔣介石,「其介如石」;雖失掉了江山,卻以台灣為復興基地,忍辱負重,枕戈待旦,日夜期待「反攻大陸」。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再度改變了國共對峙的形態與內涵,原本不再援助蔣介石的杜魯門總統不得不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一面防止共軍渡海侵台,一面阻止國軍跨海反攻。台灣亦因韓戰而穩定下來,命運由剝轉復。如果沒有韓戰,台灣將面臨中共犯台和美國袖手的生死存亡問題。

  複雜起伏的美中台關係

  美國與近代中國的複雜關係,構築了東西文化和國際外交史上最奪目耀眼亦最具爭議性的一頁。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中國皇后號〉(Empress of China)載了三十一噸鉛、三十噸西洋蔘(花旗蔘)、二十一噸棉花、一點七噸胡椒和兩千六百件獸皮,從紐約曼哈頓首航中國,開啟了中美通商與文化交流的新頁。此後兩百多年,海員、商賈、軍人、傳教士、外交官、學者、記者、作家、政客川流不息地到中國。第十八任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下台後成為第一個訪華(一八七九)的卸任元首;羅斯福、洛克菲勒家族都到中國做生意發大財;左翼記者史諾(Edgon Snow)親訪延安,撰寫《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ma,即《紅星照耀中國》),使西方世界首次知道中國正在醞釀以毛澤東為首的紅色革命。五星上將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二戰後奉杜魯門總統之命赴華調處國共衝突,由於蔣、毛皆抱猜疑和「我一定會贏」之心態,馬帥鎩羽而歸。馬帥受挫,足證美國在國共對峙中難作調人。對中國大學教育具相當貢獻的前燕京大學校長、美國駐南京政府末代大使司徒雷登(JohnL eighton Stuart)尚且受到毛澤東諷刺。「對任何人不存惡意,對一切人心存寬容」(With malice toward none, with charity foral l)的林肯名言,顯然難以在國共衝突中產生排難解紛的作用。美國介入國共糾紛的外交政策,就時間而言.從馬歇爾來華調停,延續至卡特政府承認北京
政權;就地理而論,從大陸轉移至台海;就性質來說,從積極保台到消極防台。海峽兩岸關係的改善,亦使美國的角色發生質變。

  美國對中國施展「帝國延伸」的代表人物,非尼克森莫屬。加州眾議員尼克森以反共起家,參與製造白色恐怖,力挺蔣介石,屬於支持中華民國的「中國遊說團」(China Lobhy,大陸譯為「院外援華集團」)的中堅人物。但他在一九六八年從政治谷底(一九六年大選敗給甘迺迪,一九六二年競選加州州長輸給布朗)中起死回生後,國際觀變了,外交理念亦跟以前不一樣了。他從美蘇對立、中蘇衝突、聯中抗蘇和解決越戰的大格局出發,重新考量美中關係,尋找美國利益。堅信打開中國「竹幕」之門的時機到了,他必須全盤改變華府與北京、台北的三角關係。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北京,他很自豪地說那是「改變世界的一週」。從此,美中台關係及亞太局勢與過去截然不同,而中國逐步走向國際社會並在二十一世紀到來的時候,躍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僅次於美、日)。中國大陸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啟動的改革開放,帶動了人類史上罕見的經濟與社會大變革。「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毛澤東當然不會想到今天的中國已徹底揚棄他的階級鬥爭論,而走向致富
、繁榮、安定、和諧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以後,海峽兩岸內部及雙邊關係歷經無數變化,從對峙邁向和解,從對抗走上妥協。兩岸之間的開放和人民的來往,應可終結國共歷史的災難與悲劇,而使中華民族看到「白雲的舒展和遙遠的景色」。
  貳
  中國大陸易幟,毛澤東和共產黨造反成功,把蔣介石的正統政府及國民黨逐出大陸國民黨稱大陸「淪陷」,中共則曰「解放」。無數人的生命受到一九四九動亂的影響,東西戰略態勢隨之丕變,美國介入中國事務日益加深。
  蔣介石父子於一九四九的洪流中首當其衝,感受最強。蔣經國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日記中說:「今天是父親『引退』的一天,也就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又遭逢了一次厄運,幾乎斷送國脈的一天;而我個人亦鑄下永世不能磨滅的深刻記憶的一天。」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蔣經國寫道:「上午隨父親辭別
  先祖母墓,再走上飛鳳山頂,極目四望,溪山無語,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本想再到豐鎬房探視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鄉間父老辭行,心更有所不忍,若看了他們,又無法攜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戀耳。終於不告而別。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誰為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然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蔣氏父子終未能「重回故土」,寶島遺壯志,「缺憾」只能「還諸天地」。反諷的是,蔣介石雖失去大陸,卻和蔣經國留名台灣,在開明專制的統治下,把台灣建設成一個迥異於鬥爭掛帥、動亂頻仍的極權大陸。中國人喜將成敗得失歸之於「定數」,即莊子所謂的「有數存焉於其間」。但演成此「定數」者,乃緣於人謀,並非純為天命使然。
  從一九四九轉進台灣至一九八八蔣經國辭世,將近四十年時間,可說是蔣氏父子政治生涯中「最美好的時刻」(the finest hour)。蔣介石從未真正統治過完整的、一統的中國,對手與政敵如影相隨,內憂外患無日無之;唯有在海島台灣未受任何內部挑戰,而克享「最高領袖」之尊。有些史家認為蔣介石失敗於大陸,卻成功於台灣。但他箝制言論自由、打壓敢言知識分子、以莫須有罪名監禁《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雷震十年、制止台灣人組織反對黨以及特務橫行,殆為其無可洗刷之政治污點。
  毛澤東的紅色中國
  二十世紀中國出了不少世界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的知名度、傳奇性、影響力和個人威權能與毛澤東相比。「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這首頌詞所蘊涵的不僅是中國人的驕傲與尊嚴,更是千千萬萬人的血淚與災難。毛澤東完成了孫中山與蔣介石所未能完成的神州統一和脫離帝國主義桎梏的夢想。他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於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在他的鐵腕掌控下,中國人民卻倒下去了。一陣陣的運動,一波波的鬥爭,老毛從人民英雄變成了「哲學家皇帝」,從理想主義革命家淪為殘民以逞的大獨夫。
  尼克森說,過去五十年裡,中國歷史是由蔣介石、毛澤東和周恩來三個人所主導。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以後,蔣已退居配角角色;周則在毛的陰影下,「伴君如伴虎」,談不上主導角色;真正在近代中國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的人,唯獨毛澤東。毛死後,鄧小平大膽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全然改變了老毛所建構的紅色中國。
  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東西方革命家中最為特立獨行的怪傑。他的人格、思想和行事充滿了對立與矛盾。他的強硬個性和自尊心,使他養成了強烈的主觀意志與永不低頭的霸王作風。中共早期的留俄派聯手排擠他,被他一一剷除;史達林和赫魯雪夫藐視他,種下了中蘇分裂的因子;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反對他,皆遭悽慘下場。老毛要用烈藥醫治中國的宿疾與重病,創建他的烏托邦中國;在三反五反、百花齊放、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的系列摧殘下,蒼生倒懸,國不成國。
  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其實他的中國味道遠超過他的馬列成分;他提倡「破四舊」,實際上他的帝王思想和封建型模卻高過一切。一九四五年秋天重慶國共和談時,老毛曾當面對民社黨領袖蔣勻田說:「你是否懷疑我相信共產主義,即不懂中國文化?我相信我是讀通了中國歷史的人。」毛澤東飽讀史書,將歷史知識濡化為他的思想酵素,而以歷史事件驗證其統治手段,使「古為今用」。然而,老毛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奉和了解,一直受到懷疑;史達林即曾貶毛是「人造奶油馬克思主義者」,意指他不是真貨而是品。老毛腦袋裡裝的是中國皇權思想,但他的統治伎倆則是不折不扣的列寧主義加上中國古代的愚民手法。
  無疑地,毛澤東具有「群眾魅力」。他可以號召農民和工人起義,更能夠吸引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支持與嚮往,使中共在國共鬥爭中如虎添翼,但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之後,最受老毛踐踏的也就是這批手無縛雞之力的「臭老九」。老毛一面熱烈追求知識,一面卻蓄意糟蹋讀書人,「偉大舵手」之矛盾心態和分裂人格,誠令人駭然!
  一九五九年暮春時節,周恩來在北京語重心長地敦促一群政協委員撰寫回憶錄,他說:「近百年來有代表性和反映社會情況的典型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歷史就值得一看,看看他們如何存在、發展和衰亡。有人說將袁世凱、蔣介石等幾個家族寫成小說不下於左拉的作品。那些典型人物,所代表的社會死亡了,本也會死亡的,但這些事可以記載下來。一個社會總有它的代表人物,這是必然;至於誰來代表,這是偶然。」在國共對峙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周恩來又說:「我如有時間,也願意寫東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反袁世凱我不熟悉,誰要寫蔣介石的歷史還可以供給一些資料,兩次國共合作和他來往不少。暴露舊的東西使後人知道老根子,這樣就不會把歷史割斷。」
  拒絕「把歷史割斷」,不僅是任何一個不朽民族的共同願望,亦為任何一個偉大史家的苦心孤詣。英國史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 bbon)於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黃昏時分,凝視西風殘照的羅馬教堂,聆聽赤足僧侶的朗誦禱文,決心撰寫一部羅馬帝國敗亡的歷史,他要寫出羅馬帝國由盛而衰的原因。一批顢頇庸碌的統治階層加速了帝國的頹敗,但因幾位智者與賢人的力挽狂瀾,而延緩了衰亡的速度。
  文化的出路和答案
  四十多年前讀到殷海光的巨著:《中國文化的展望》,深為〈序言〉中的一句話所感動:「……我獨自出發來尋找(中國文化的)出路和答案。當我出發時,我像是我自己曾經涉足過的印緬邊境的那一條河。那一條河,在那無邊際的森林裡蜿蜒地流著。樹木像是遮蔽著它的視線。岩石像是擋住了它的去路。但是,它不懈怠,終於找到了出路,奔赴大海,和百谷之王匯聚在一起。現在,我發現了自己該走的大路。我認為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可能走的大路。我現在看到窗外秋的藍天,白雲的舒展和遙遠的景色。」
  殷海光自己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歷經思想變化的一個寫照。他就讀西南聯大時,同學說他是「大右派」和「法西斯」,後來做了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主筆。到了台灣後,漸漸轉向自由主義並成為國民黨高層黨員雷震所主辦的異議時論雜誌《自由中國》的健將。殷海光在國民黨特務日夜監視下埋首書堆,專心思考中國文化問題。他真正做到了史學大師陳寅恪所追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今,殷海光的著作已在嚮往自由主義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足見他的思想火炬仍繼續在兩岸燃燒發光。
  歷史的演變和時代的前進,就像梁任公所說的:「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一九四九年以後,海峽兩岸內部及雙邊關係歷經無數變化,從對峙邁向和解,從對抗走上妥協。兩岸之間的開放和人民的來往,應可終結國共歷史的災難與悲劇,而使中華民族看到「白雲的舒展和遙遠的景色」。

 
轉引自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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