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郭冠英,我覺得這一篇可以看看,大概郭的言論比較激烈,但這一篇可以看出,臺灣歷史的「中庸」、「中間」路線是愈發地成熟了,如果有一絲一毫的可取之處,版主也不願以人廢言啦。

本省外省,都是一家

2009-05-11

轉貼自中國時報

【郭冠英】

     關於台灣內部的統獨國族主義爭執,有人認為,國內的中道力量已然成熟,足以免疫、容忍極左極右兩道狂熱的意識型態。甚至,更進一步,期待見到統獨雙方不停地對話,就誰最能夠契合自由主義的內涵與外延,從而不斷地彼此寬厚、包容。這也是本刊雖不盡同意「范蘭欽」的言論,卻也十分樂意在今天刊出郭冠英新作「本省外省,都是一家」的理由初衷。 針對類似相關的主題,明天刊出「在斯德哥爾摩的廢墟」,係前年度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得主丁允恭的隨筆作品。                    ──編者

     我從加拿大被緊急召回台北,飛抵台灣上空時,一片白雲,只有中央山脈突起在雲端。我看著聖陵線的最北端,那是大霸尖山。我想,退休後一定要做一次聖陵線縱走。

     每次走在這些高級的地方,看到那些和善的山友,我就覺得,這裡真是美麗。「婆娑美麗的美麗島……」,我是最早唱著李雙澤的這首歌的人,還在電視節目「六十分鐘」裡把它紀錄下來。當時,我們真是這麼想、這麼看。

     我一直盯著那個酒桶山看,直到飛機穿雲落地。一出機場,閃光燈此起彼落,我到了現實的台灣,被追問:「你愛不愛台灣」?

     我想說:「我不愛,一點不愛」。但我愛大霸尖山,我愛山東的太魯閣,我愛山壁下的的蘇花公路。我在去年七月間,還一個人在這裡走了一趟。我用走的,一路搭便車,我搭了貨車、卡車、摩托車、轎車,司機有平地人、原住民、小商人、工頭、學生、軍官,還有警察,他違規的載我這個沒有戴安全帽的路人一程。這些人,我都喜歡,我都感謝,談不上愛,但他們確實可愛。我把這段旅程寫成了兩篇文章。

     當那位原住民軍官一家,送我花蓮車站,他那可愛的小孩向我說:「一路保重」時,我接到台北辦公室的電話,問我願不願接多倫多新聞處主任,問者是本省人,我們並不親。

     斯土的回憶

     我生在新竹,出國前,我特地去那裡走了一遍。我的老家在文化中心旁邊,已夷平成了一塊小公園。我在保留下來的大榕樹下,坐了很久。

     從小學到高中,我讀的都是新竹最高級的學校。我的小學,竹師附小,更是有名。我的同學們感情很好,畢業了快五十年,我們還每三個月就聚會一次。這次我出了風波,同學們馬上問:「我們是不是再辦一次同學會,為他打氣?」

     如果「高級」,是指生活富裕,那我這外省中級軍官的孩子,實在比不上我的本省同學,他們多來自新竹的仕紳家庭,是醫生或殷商。他們彈鋼琴,我則不懂五線譜。他們住在兩層的水泥洋房裏,我家只是竹籬笆圍起來的日本榻榻米房子,四家分住。他們的便當打開是乾乾淨淨的雞蛋肉片,我的則是些雜亂的五花肉,我還記得打開自己便當的羞慚感覺。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比其他學校的人好,他們是光腳,我們有皮鞋。我們同學間經濟雖有高低,但我們感情仍然很好,維持五十年,會到我們終老。可是一直到去年,有位同學拿出她剛逝的父親的照片,她父親也是我小時的醫生。照片上寫著她父親與日本行政長官後藤新平的關係,我這才感到,我們之間的差異,不是外省、本省,其實是中、日之別。我們小學的感情,是克服了省籍差異,但國族的差異卻仍然潛伏著,一旦有人挑起來,我們的感情、認同,就會受到衝擊,這就是台灣過去廿年來的發展。

     小時我們認識一家,與我們很親,他們是外省人中最「高級」的,高到不能再高了,但在時代的變遷中,他們的生活卻很低級,或許這麼說,「困苦」吧。他們的生活還要靠我家送點小東西而有點歡樂。後來這個人又回到了那最「高級」的環境,他可能不再回新竹看了,也不再認我這個兒時朋友了,但他在我這件風波中,竟罵我變態,我真有相煎何急之痛。如果台獨把我調侃的「高級外省人」說法當真,那我理直氣壯的承認。正如詹宏志所說,我們確實是「知書達禮,安分守己」。但看到這個外省人的表現,我實在感到臉紅心虛。

     在我小時,台北是多「高級」的地方,我坐著父親的吉普車,順著省道晃兩小時來到台北,真是興奮。我到了圓環,吃了蚵仔煎,視為人間美味,所以我才會對圓環有分感情,才會對它的消失感到失落,才會寫「繞不出的圓環」,就像我寫「中華商場」一樣。這種懷舊喟嘆,怎麼會扯到我是「高級」,因此瞧不起那些自認「低級」的人呢?

     「九二一地震」第二天,我就到了現場,我也寫下了我的感受,那是地震後第一篇上報的長文。我又怎麼會不關心這塊土地?我難道會像大陸被誣賴的那樣,阻止俄羅斯救援飛機越境來救嗎?看著一位高大的外國記者在拍放在冷凍棺材中罹難者的臉,我真想叫他別拍這些痛苦的畫面了。我這時會想躺在那裡面的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是,我是有厭惡的時候,當我看到滿山的檳榔樹,被震得一片片的大滑坡。我會想,種這種對水土保持不好,又對身體有害的植物,做什麼呢?

     斯人的故事

     我的太太,是趙耀東的堂妹,他們是江蘇的鹽商,殷富,可是這家的女兒,嫁給我這「中級」的外省人,過的卻是很普通的生活。我們搬了近二十次的家,每次都是我先走了,她在善後,這次更短,不到兩個月又回來了,但她一直甘之如飴。她家對我很好,趙耀東更是喜歡我這個小妹夫。我在她們家,從沒因沒錢受到輕視,反是以聰慧受到重視。他們家在大陸豪奢的日子已過去,在台灣平淡的日子反更和樂。

     趙耀東死了,有位本省人立刻來家致悼,坐了好久,後知馬英九要來,他就走了,王不見王。他是施明德。趙家不知怎搞的,很支持施明德。我以前知道,還向大哥說我反對,施明德搞台獨,不應該支持這種本省人。但後來,在施明德選立委,他最失意的時候,我經過他那冷清的競選總部,還是去捐了一點錢。我不同意他的理念,我敬佩他至死不改的堅持。這點,他高級。

     我一直想送施一個東西,這本來是屬於他的。八年代末,我在新聞局做最簡單的「回覆人權信函」的工作。這些來函大多是呼籲要釋放施明德的。我都以制式函回覆,上面寫:「施氏有害國家安全,此與言論自由無關」云云。沒想到,現在這種回覆,可能要適用到我身上了。我把來函的郵票收成了兩本集郵本,本要送給兩個兒女,後來,我想還是應該送給施,我甚至想義賣個百萬元,捐給他。

     當我第一次外放結束,離開紐約時,來接我的是個本省人。他一直支持台獨,從未隱藏他的想法,後來他做到副局長。當局裏很多人嫉評他升得太快,我為他辯,說他其實升得慢。他對台獨不改堅持,比你們這些見風轉舵,人鬼言殊的人好多了。2008年藍贏,他辭職,我追出去向他說再見,他已隱入夜色中走了。

     還有一個本省人,絕對的台獨,當我那些同事,包括些外省人,阻撓我外放時,我拿著我的成績去與他談。我隱藏了我大統派的立場,等於欺騙了他。他接受了我的說詞,直接點我外放。他是葉國興。這些年來,我一直想去看他,說謝謝。

     姚文智,現在恨得我癢癢的,若他知道他要關TVBS時,是我代表新聞局同仁在報上投書反對,他不知會怎樣想。我還配合退休的處長們,在新聞局內籌錢給TVBS代繳罰款。這些匿名的捐款者,多是本省人。後來,法院判決新聞局這項壓制言論自由的行為是錯誤的,TVBS拿回了繳交的罰款。則我們的那些作為,又有何不對?

     還有黃智賢,本省人。蔣夫人死了,我寫評論批評這位「最最高級」的外省人、中國人,甚至美國人。黃智賢大不以為然,寫文章為蔣夫人辯,我們反而成了好朋友。

     還有張超英,也算是個本省王子。他與我很好,因為我倆都懂電視,都愛攝影機。我們從紐約就熟識。他每次從日本回來,都要約我見面,談談一些計畫。他死了,回憶錄寫了他在中華民國下,偷偷搞台獨,推翻中華民國的「豐功偉績」,那我不也是一樣嗎?我是在他們快達成的目標下,偷偷的在保衛中華民國啊!

     張超英的爸爸反日,一元租其屋給中華民國領事館,以見青天白日旗在他家升起為悅,但「二二八」後,他又對國府失望,終身不再參加政治,兒子成為聯日求獨。但張超英死了,在葬禮上把政府褒揚令交給其家屬的,竟又是陳儀的後人,歷史是如何的弔詭?

     多擺了雙碗筷而已

     最後,說這段事做結束。九年代,我調派在溫哥華時,那裡有很多「台灣之子」,他們父母來報到做加拿大人後,又回去愛台灣,把他們丟在高級的異邦。他們是我兒女的同學,把我家當活動中心,整天到我家來吃喝,我太太把他們當自己小孩。我雖然向兒子笑說他們是「歹仔」,但我出去玩,去露營、去爬山、坐飛機、划木舟,都還帶著他們去,我的VAN能裝多少就多少。他們的青春,有我家的深刻印記。他們讀完了書,有的回到台灣,有的去了大陸,少數留在加拿大,一直與我家保持聯繫。這次我風波出來,他們非常關切,寫電郵給我太太說:「郭媽媽,不要怕,我們共同養妳。」

     有一個歹仔,從南極回來,給了我們一封信,他說想為延續2041年到期的「南極公約」而奮鬥。信中說:「在旅程中,有人說,調查顯示,會關心並致力於保護環境的人,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小時候曾經接觸過大自然。接觸的頻率越高越深,對往後的影響越大。所以感謝您和郭爸爸之前去哪都帶我去,沒有小時候的啟蒙,我也不會有今天。」

     在南極,他會想到本省外省,誰高誰低嗎?他想到的恐怕只是我在野餐桌上的叫喊:「吃飯了!」。

     我們,不過就是多擺了雙碗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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